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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路红体育① “五卅”运动会点燃红体育“圣火”

  在中国建党100周年之际,羊城晚报特派记者组重走大江南北各大红根据地,“寻路红体育”

  在中国建党100周年之际,羊城晚报特派记者组重走大江南北各大红根据地,“寻路红体育”。

  红体育是发生在1921年至1949年期间,中国领导下的广大解放区范围内的体育事业的总称。红体育事业,强筋骨、健体魄、树信心、聚人心,在民族独立、救亡图存的革命年代贡献巨大。它既是世界体育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观,也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道壮丽景观。

  当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明确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肇始了红体育;后来,小平同志指出,“体育是一个国家经济、文明的表现”;如今,习总书记强调“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指引着体育强国的路径。从叠罗汉、“打胡基”到全运会、奥运会,从“体育强军”的创举到“体育强国”的自信,体育与党所领导的事业,一路相伴、砥砺前行。

  羊城晚报特别报道组循历史脉络、追先辈足迹,历时23天、跨越7省11市、辗转5371公里,实地走访了中央苏区、陕甘宁、晋察冀等多个革命根据地,探寻红体育地标,弘扬红体育精神,从多个维度为读者勾勒立体的红体育发展历程,以助红体育基因薪火相传。

  江西瑞金,被称为共和国的摇篮。人民共和国从这里走来,而我们的追寻红体育之旅也从瑞金启程。在瑞金市体育中心场外的雕塑上,“共和国体育的故乡——瑞金”几个大字格外醒目,这座雕塑诉说着这座红城市与体育的渊源。场内一群男孩正在进行足球比赛,加油声、呐喊声此起彼伏,一幕幕场景仿佛一把历史钥匙将我们的红记忆开启,将我们带回到88年前的“五卅”体育运动会。

  在瑞金市体育局二楼的《中央苏区体育史陈列馆》,对于1933年的“五卅”体育运动会有着详尽的记载。据瑞金市体育局副局长杨振中介绍,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1931年11月成立后,中央苏区以军事体育为特征的红体育活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为响应‘体育军事化’的号召,检阅工农自己的力量,发展赤体育运动,中央苏区决定于1933年5月30日举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卅’体育运动会。这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规模最大、项目最全、规格最高、影响最深远的一次体育盛会。”

  瑞金市党史办原副主任曹春荣长期从事中央苏区历史资料的发掘、整理和研究,曾参编《瑞金县志》《瑞金人民革命史》等多部地方史志。据其文章记载,1933年5月5日,“五卅”运动会筹备会向全国工农群众发出通电,决定于五卅纪念日(纪念1925年发生在上海的“五卅”惨案引发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在瑞金举行全苏区的第一次运动大会。

  5月30日,来自红一、三、五军团的选手,江西军区、江西省万泰、兴国等县,福建省少先队、福建省上杭、长汀等县,以及在瑞金的中央一级机关等26个单位的选手共180多人,齐聚瑞金苏区的飞机场,运动会在下午6时正式开幕。

  开幕式上,博古被推举为总评判主任,洛甫、、项英、、陈云、何长工、和凯丰等8人为总评判员。5月31日,为照顾远道而来的选手恢复体力,当天全员休整一天。

  瑞金叶坪景区管委会副主任罗旭东向羊城晚报记者介绍,当时五卅运动会的田赛、径赛都是在叶坪的红军广场进行,而广场北侧的小树林当年则是障碍赛的主赛场。如今的红军广场,最远处矗立着红军烈士纪念塔,与其相对相望的是红军检阅台,两处旧址共同见证了这段历史。

  景区讲解员黄露芬告诉记者,“当时条件有限,因陋就简,大家只能就地取材。挖上一个土坑,填入一些河沙,就是跳远赛场。立上两根木桩,横架一根竹竿,就用来跳高;两张饭桌一拼就成了乒乓球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保卫局旧址门口当时进行的是篮球比赛,篮筐直接用箩筐取代,足足有一口锅那么大。”

  黄露芬一边比划篮筐的大小,一边笑着对羊城晚报记者说:“由于篮筐太大,队员的投篮命中率都非常高,比赛结果倒是其次,大家更看重的是参与热情,这些新兴的体育活动给红军战士和群众带来了全新的视野,丰富业余生活的同时,也强健了体魄。”

  回顾当年苏区的首次红体育盛会,77岁的曹春荣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自己虽未能亲身经历,但多年的资料收集早已将这段历史铭记于心,“运动会在6月1日早晨5点半准时开始,比赛有田径、足球、篮球、排球、跳高、跳远、标枪、障碍跑、网球、乒乓球等18个项目。虽然天空飘着小雨,但运动员依然精神抖擞。”

  本次运动会的开场赛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和红五军团之间的篮球预赛,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首发出场,并率队以19比14获胜。足球决赛由工农红军学校对阵中央联合队,时值雨后,球场上满是积水,双方上演了激烈的水上足球,最终工农红军学校以2比1逆转战胜对手获得冠军。

  6月2日,主要进行田径、跳高、跳远、障碍跑和单双杠等比赛。田径比赛在雨中进行,虽然场地湿滑影响了成绩,但运动员的参与热情丝毫不减,并表现出超强的求胜欲望。

  “邓发当时肩负全苏区情报保卫工作的重任,在运动会上,他不仅获得100米、200米的短跑冠军,更在跳远比赛中获得第三名,在足球和篮球场上里突外投,几乎都能看到他的身影,这表明他有着强健的体魄和过硬的心理素质,美国记者斯诺此后在陕北也曾称赞其有着黑豹般轻巧矫捷的身体。”

  曹春荣认为,在当时革命战争为一切工作首位的背景下,中央苏区的领导人带头参加体育运动,表明了眼光之高远。本次运动会,不仅强健了军民的体质,更培养了坚忍不拔、顽强拼搏的集体主义精神。

  6月3日,运动会各项比赛在上午结束,下午全体运动员齐聚工农红军学校俱乐部参加闭幕式。在闭幕式上,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并宣布成立中国领导的第一个主管全国体育工作的机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赤体育委员会,推选项英、王盛荣、邓发、张爱萍和施碧晨为赤体育委员会委员。此后,中央苏区的各级地方体育组织和群众性体育组织如雨后春笋般陆续成立,苏区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开始蓬勃发展,红体育在苏区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对于“五卅”体育运动会的历史意义,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馆长杨丽珊认为,“大会的运动口号是锻炼工农阶级铁的筋骨,战胜一切敌人,这与当今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可谓一脉相承。通过这次运动会,中央苏区的军民身体素质得到全面提升,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这一方针就是为了满足革命战争的需要,增强军民的战斗力,充分体现了运动会的革命性。”

  “五卅”运动会时间之长、项目之多、竞赛之激烈,都是前所未有的,被认为是全运会的前身,是新中国社会主义体育的基础和先声,在中国近代体育史上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此后苏区和根据地大大小小的运动会,无不深深烙下“五卅”运动会的印记。“五卅”运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红体育正式拉开大幕,点亮了战火硝烟中的革命浪漫主义,鼓舞着苏区人民自强不息、奋勇向前、战胜敌人的决心。